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逝世。在他去世三个月后，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封信，信里说道：“回京路过济南，拟访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怅然若失，书此相寄：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冤蒙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事情是这样的：1988年夏天，胡耀邦去胶东半岛视察，9月回京路过济南时，他特意停留一天，打算去看望老战友谭启龙。不巧，谭启龙几天前因身体不适去上海治疗了，见面也就未能如愿。胡耀邦回到住所，静静地想着与谭启龙几十年的战友情谊，不禁感慨万千，写下了这封信。

         而胡耀邦和谭启龙的故事，要从1931年说起……

        1930年11月，年仅15岁的胡耀邦被湘东特委选中，离开了家乡浏阳辗转到了江西省莲花县的湘东特委儿童局，从此踏上了一条长达60年的革命之路。1931年，胡耀邦来到了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担任省委儿童局书记，在这里他认识了湘赣省委少先队的总队长谭启龙。谭启龙是永新人，出生贫苦，父母早逝，是个可怜的孤儿，童年过的非常悲苦。虽然胡耀邦比谭启龙小，但他对谭启龙有着深深的同情。

        胡耀邦是省委少有的初中生，会写文章，又写的一手好字，是个“见过世面的小知识分子”，因此，他常常教谭启龙读书写字，每当谭启龙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他总是耐心解答，直到帮他弄懂为止。胡耀邦生性活泼好动，待人热情，而谭启龙性格直爽，做事踏实，加上两人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所以不仅将工作做的热火朝天，也成为了亲兄弟般的好朋友，被大家亲切的叫做“红小鬼”。这一年胡耀邦16岁，谭启龙17岁。

        正当两个红小鬼积极投身革命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1932年苏区展开“肃反运动”，在党内肃清“AB”团分子。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肃反运动大搞逼、供、信，使一大批干部陷入冤案，不少人是有口难辩、屈打成招；而一旦罪名成立，就可能立即被杀害。当时有人为了过关，将胡耀邦和谭启龙供成了“AB”团分子。就是这种莫名其妙地怀疑，他俩被列入了枪决名单。所幸，在行刑前一天，这份名单被正在湘赣边界巡查工作的团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看见了，他不相信这两个出身贫苦、工作勤奋、对党忠心的“红小鬼”会是反革命，便将他们带到了少共苏区瑞金进一步审问，将他们从枪口底下救了出来。  

        到瑞金以后，负责审查他们的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和少共中央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他们进行了审问和观察。顾作霖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是AB团呢！我看他连AB团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了解他，我可以对此负责。”最终两人得以脱险。

        1933年10月，谭启龙奉命赴湘鄂赣苏区工作，在离开中央苏区前，胡耀邦特意去看望了他。两位同生死、共患难的好朋友，都不知道这一别何时才能见面。1934年胡耀邦随红军长征，而谭启龙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彼此“战处南北”，互不通信。

        新中国成立后，胡耀邦和谭启龙各自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虽然见面的机会不少，但是真正能坐下来长叙的不过三次而已。岁月并没有冲淡两人在战争年代结下的革命友谊，他们始终深切地关心、惦念着对方，每一次聊天都有说不完的话，相知极深！

        这封信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寄给谭启龙，而后来的日子，两人也再未见过面，最终由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将信转寄给了谭启龙。

        当76岁的谭启龙看到那封信的时候，胡耀邦的音容笑貌、两人相处的桩桩往事似乎又浮现在眼前，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潸然泪下。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字里行间见证了两人用鲜血和生命缔结成的伟大的革命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