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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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力陈:调研典范胡耀邦
    
    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群众开展调研则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基本功。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只有50多名党员到如今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其最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做到理论与实践不断相结合、相检验、相促进的根本方法就是持续深入的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真知也能更好地推动实践继续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中,要想真正把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就必须学会和掌握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人心的调查研究。在中共党史上,胡耀邦同志堪称发扬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典范,其鲜明的调研特色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跟主席学调研

    毛泽东同志是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经典论断皆来自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心得。胡耀邦正是在延安抗大课堂上最早听毛泽东亲自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当时的讲义名称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学员之一,还是毛泽东授课时经常提问的对象。而其正式开展调查研究的时间则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民先队”“青年救国会”成立后的共青团改造时期。1936年7月11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第4期发表的《目前子长的团应做什么》一文中,就根据其对青年运动的实地调研,提出了“改编”即“改造”的任务。胡耀邦本人甚至也是毛泽东的“调研对象”,在听完胡耀邦汇报的抗大学员中的思想表现后,毛泽东很快为抗大校刊送来了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胡耀邦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调查和“实验”结果,对毛泽东提出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起到了促成之效。可以说,在调查研究方面,毛泽东是胡耀邦的老师和榜样。

    干工作先调研

    据张爱萍回忆,毛泽东曾经在红军大学的开学典礼上鼓励大家“求中国革命之道”“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到“实事”中去“求是”则成了胡耀邦一生受用的随身宝。经历了陕北十年磨砺和毛泽东的言传身教,其后无论是干革命、搞建设还是做工作,胡耀邦始终把调查研究当作看家本领。邓小平曾经评价主政川北时期的胡耀邦“有主见,不盲从”。而要做到“有主见,不盲从”就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当时的胡耀邦,只要党委、行署没有重要会议,他就很少待在机关里,“总是到各县、到企业、到基层、到群众中去”。正是由于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才使其敢于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和上级的路线方针,才使其在临政亲民、通盘筹划、调动协调中能做到有理有据、有章有法、深入民心。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胡耀邦主动请缨下放办点以求深入实际了解民情。到“点”(毛泽东家乡湘潭)后,胡耀邦没有在机关坐等各县领导汇报,而是只带少数工作人员“往下跑”,由北而南在湘潭十县数百公里区域进行了一个半月的深入考察,亲手掌握一手材料。1964年在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后,胡耀邦同样祭出调查研究的法宝,深入基层,坦率交流,不讲情面,在安康调研时曾经“八天跑了七个县”,响应毛主席“脱口而出”的号召,连续几个晚上写出了《走马到职报陕情》。每到一地从深入调查研究入手掌握实际情况成为了胡耀邦标志性的主政风格,也是其一生得心应手的工作方法,在“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依然本色不改。

    向调研要实效

    调查研究不是简简单单的“调查调查”“研究研究”;真正基层的“被调研者”最反感的就是那种浮皮潦草、表面风光、一团和气、一闪而过的扰民式调研。1963年在浏阳农村做社会调查时,针对个别干部对调研工作“一阵风”的习惯性敷衍,胡耀邦提出坚决不当“过路神仙”,“我住下来,不走了,不查清问题,不收兵”。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要我们解剖麻雀,光开膛破肚还不算解剖,一定要把五脏六腑都弄清楚才算解剖。”获取实情的道路从来都不会是坦途,不光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智慧和方法。胡耀邦下乡经常是轻车简从,既不通知下级,也不要人陪同,无论严冬酷暑,总是在村子几里外就下车,走田间小道查看生产情形,步行到农户家中了解生活情况。温家宝同志在《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中提到的“不要和地方打招呼”、到城外村子里夜访的故事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临时改变行程、临时停车走访,“看看没有准备的地方”,为的就是绕到“马其诺防线”的侧面和背后,让“严阵以待”的接待者打无准备之仗。然而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看似说走就走的“任性”调研方式却并非胡耀邦临时起意想出来的,而是出于其对社会基层生产生活实际的深入了解。熟悉农业生产的胡耀邦曾经夜请干部一起抓鳝鱼,“捕获”之后却以抓鳝鱼过程中对农田土壤的观察,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当地在耕种方面存在的问题。1963年浏阳大旱,胡耀邦泛舟浏阳河,随机上岸访问农民,在摸到第一手情况后,直批当地“河里有水,岸上无人”。而在道路不畅的山区,胡耀邦则选择在崇山峻岭之间飞行考察,随机选点降落考察,一调查就是好几天。但是到实地、访实情只是调查的手段,调查之后研究出了什么、给老百姓出什么样的主意才是核心指标,调查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出实效。从大量搜集实情起步,直到对策产生效果为止,才意味着一次调查研究真正完工。胡耀邦不仅在提倡调研工作要“硬扎”,还提出调研要杀回马枪,“总之以把事情办好为止”。而胡耀邦的飞行考察也并非今天人们所谓的“调研秀”。在云南的“实空”考察中,他指出在当地的情形下发展飞机运输是一条捷径,因为那里修造盘山公路费时费力而对群众增收致富却助益不大。在宁夏坐直升机进山考察,对民众的贫困疾苦做到心中有数后,他坚定地要求当地干部要允许农民搞实验、允许包产到户,“要让群众吃饱肚子”,针对当地特点,大力鼓励农民多养羊、种树、种草,让荒山绿起来,让生活富起来。

    先向下后向上

    从决策过程来说,调查研究既是助力科学决策的先遣队,也是保障决策效用的守门员。调查研究应当贯穿于科学决策的全过程,两者之间需要形成一种相互检验的良性循环。而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只有“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才愿意静静来、悄悄走,不搞前呼后拥,只求带走实情,才能够“蹲下去看清蚂蚁”,真正了解基层的生态和动态。要检验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水平,标准只有一条:调查研究究竟为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多年后不在其位时当地百姓是否还记得。胡耀邦之所以能够成为调查研究的典范,正是因为他“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一方面他认为只有深入到群众中调研,才能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情绪,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官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只躲在房子里面办公,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他主张“一个党要天天关心人民的要求、呼声、情绪”,干事情、做工作“应该先向下,后向上”,因为在他看来,下情才是基础和真理,坚持群众观点就不能把上下颠倒了。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中博政研智库创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