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十个春秋了。十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矢志丹心，时常萦绕我的心头。十年前当突然得知他不幸病逝的噩耗时，悲痛万分，当即写了首“诉衷情”悼念他： 　　我与耀邦同志1933年1月相识，青少年时代在江西瑞金。当时我任少共中央少年先锋队总队长。一天，团中央书记顾作霖把我叫去，说交给你两个“AB团”嫌疑分子，是从苏维埃湘赣省转过来的。对他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坏人。
　　这两人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谭启龙。当时他们只有十六七岁。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AB”系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早在1930年8月，中央就作出了《肃反工作决议案》，当时的“肃反”就是肃清“AB团”分子。这项工作开始还是比较慎重的。后来，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使肃反工作简单化、扩大化，错杀了一大批革命同志。对一些被怀疑的对象，随意拘捕，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致使不少同志屈打成招，惨遭杀害。领导肃反工作的肃反委员只凭口供，不作调查，以致许多同志含冤九泉。此前不久我也曾被怀疑成“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若不是顾作霖、任弼时同志的明察确保，我也难以幸免。
　　胡耀邦和谭启龙所在的湘赣省委“肃反”搞得晚一些，胡是省儿童团团长，谭是少先队长，他们俩被列入“AB团”分子名单、递交省委讨论时，适逢团中央巡视员冯文彬在该省巡视工作。因为他俩都是团中央领导下的干部，就由冯文彬带到团中央审查。
　　说心里话，我对当时那种随便怀疑人、审查人的整人做法很反感，况且自己又有了一次险遭杀头的切身感觉，所以对他们俩没有任何怀疑的态度，甚至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两个娃娃会是“AB团”分子。既然组织把他俩交给我，我就分别找他们谈了话。了解了他们的出身、经历、爱好和特长，然后就分配他俩的工作。当时我兼任“拥苏反帝大同盟”青年部部长，就把胡耀邦留在青年部当干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工作实践，我认为这两个同志都无问题。胡耀邦聪颖活泼，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才，对许多问题都有个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好打破沙锅纹（问）到底；小小年纪就有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干起工作来又是个拼命三郎。
　　我正式向顾作霖报告：这两人绝不是“AB团”成员，从籍贯、年龄到工作经历，特别是现实表现，都足以证明他们是革命同志。顾作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接受了我的建议：把胡耀邦留在团中央儿童局主编油印报纸《时刻准备着》……后来，担任了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写给省委书记谭启龙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句“蒙冤AB双脱险”，就是指的这段历史。
　　自此，我们也结下了深厚、真挚的友谊。在此后几十年革命生涯的风云变幻中，我们的革命友谊经受住了风风雨雨的考验。
　　在红军长征过草地前夕，在总政治部民运组工作的胡耀邦，被任命为我们十三团的总支书记，同我们一起在草地里跋涉。草地里布满沼泽，险象环生，天气变化无常，又缺吃少喝。一次适逢总政巡视员冯文彬来到我们团。他的马驮了一袋牛肉干。我同彭雪枫同志及耀邦就打他的“土豪”，饱餐了一顿。耀邦后来谈起这件事，还说那次吃多了牛肉干，肚子胀得厉害。到达草地边缘过墨曲河时，因他年龄小，就用我的马把他和小通讯员们一趟驮了过去。耀邦同干部战士的关系也很融洽。他常对指战员说，草地景色美不胜收，草地里的月亮也比草地外的月亮大，不好好欣赏欣赏，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喽！他协助我这个政委做了不少细致而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
　　建国后，50年代中叶，他到了团中央工作，我在总参工作。虽然军地有别，工作性质不同，但他经常拉我参加共青团的活动。有次，他光说请我参加一个活动，就是不讲清楚甚么内容，问他几遍，他总是说：到了你就知道了。到了那里一看，原来是个大会场，主席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青年人。他首先把我介绍给大家，并带头鼓掌，然后说：“请过草地时我的团政委给大家讲过草地的故事！”给我来了个突然袭击。
　　他常说，战争年代的事情要经常讲，要让我们的年轻人永远不忘记艰苦的岁月，以战争年代的精神和干劲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他的动员和组织下，仅1957年，我就先后讲了《小土狗子过草地》、《打老虎庄》、《三块铜板过中秋》、《闯三关》、《中央苏区的红孩子》等故事。
　　据说，在他的建议下，《北京青年报》还专门为我的上述故事开辟了“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专栏。可见他的心机之妙、目光之远。他珍重友情，更重国情。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关进了监狱，妻子和儿女也被扫地出门，两个年幼的孩子都失了学。耀邦就让孩子们常到他家里去，给他们讲战争年代我们一起战斗的故事，讲自强不息、刻苦学习、战胜逆境的人生道理。耀邦长期以来，很爱学习，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我的两个孩子及许多青年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教益。
　　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拨乱反正中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顶风破浪，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英明果决及非凡胆魄，是有口皆碑的。对此，我深为钦敬，也深得其益。
　　在中央苏区就同我们一起工作的红小鬼赖大超同志，也一起参加了长征。由于种种原因，历经磨难。建国后，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他受到了一次次的政治冲击。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又被扣上“大叛徒”的帽子，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刑罚。直到1978年，其冤案还未得以平反昭雪，其工作也一直没有个着落。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平反工作。我建议他尽快解决赖大超的问题。他亲自出面与广州市委及广东省委领导联系，几经努力，终于为赖大超同志平了反，并安排了工作。大超同志直至晚年，同千百万被平反昭雪的同志一样，由衷感念胡耀邦同志把党的政策落到了实处，感念耀邦这位党的领袖、人民的公仆。
　　耀邦同志为了人民不惜肝脑涂地，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呕心沥血。在他就任总书记的几年间，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在80年代的自卫还击战中，他亲临老山前线，去慰问我们浴血奋战中的指战员，讲出了“国威军威看西南”的名言，这对全军将士和全国人民都是极大的鼓舞。
　　多年来，他对我负责的国防科技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凡我请示的问题，他都及时答复；凡我请他出面的事情，他都积极参加。
　　1980年5月18日，我们进行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上午9时，时任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及其它中央领导来到国防科委指挥大厅，通过宽大的银屏观看洲际导弹发射的情景。当运载火箭腾空而起，把导弹射入预定的南太平洋水域，已严阵以待的测量船冲入落区、测量资料、捞起弹头，宣告我国第一颗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时，指挥大厅掌声雷动。当我从指挥室走出来时，胡耀邦跨越面前的座椅，快步迎上，同我热烈拥抱，连说：祝贺成功！祝贺成功！！6月10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庆祝大会，耀邦同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研制、生产、试验和航海的全体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及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并致崇高敬意！他说，你们的光辉成就鼓舞和启发一切想为四个现代化出力的人们，使他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如何才能脚踏实地地为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好的贡献！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振奋地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而团结前进。
　　他的讲话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所有参加试验的科学技术人员是极大的鼓舞。
　　他对国防科技工作的重视，对我及一切重要工作的支持，是始终如一的。
　　1984年1月，时任国防科工委副政委的伍绍祖同志就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情况，给我写了一封很有见地又激情洋溢的信。我除了批“完全同意”、并批转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阅示外，还写了“要下定决心，不要犹豫、动荡。同心协力、多鼓气，大力干，不必在钱上发愁”等一段话。耀邦同志看了我的批件后，当即作了一段批示：“我完全同意张部长（国防部）的指示，有些事关系到国家的大计，必须办，咬紧牙关也得办。但是，有些同志往往从小处着眼，顾虑重重，犹犹豫豫，把时间耽误了。因此，齐心协力，加油干，这一条很重要。”字里行间，透出了矢志兴邦的领袖气魄，也透出了对老同志意见的尊重。
　　耀邦同志不是完人，也有失言之处。我不讳言地提醒过，他很乐意接受。他尊敬老同志，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也是有口皆碑、万人称道的。对此，我深为感动。我及许多老同志都深感欣慰。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我们的国家要兴旺发达，执政党的民主作风至关重要。而执政党领导人的闻过则喜、乐于纳谏之作风起着决定的作用。
　　令人痛惜的是耀邦同志长辞而去得太突然也太早了。他身上的许多美德及优良作风，都是我们今天十分需要的。这也是人们时常怀念他的重要原因。美德不朽，风范长存。耀邦同志无限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他所钟爱的人民之丹心，及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还有他倾其一生为革命创造的宏伟大业，都将与日月同辉，都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向前奋进！
耀邦战友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